我大学四年学的是师范。可是我真正明白教师的含义却是在我走上讲台接二连三地碰壁之后。
    我教的第一门课程是《新闻事业史》。《新闻事业史》是新闻专业本科段的一门主干课程。内容多，信息量大，时间跨度长，有一定难度。尽管我当时课备的很扎实，可是第一节课我就败下阵来。明显感觉底气不足，时间不好把握，最重要的是没有进入状态。此后，我一再改进授课的方式，可是效果一直不佳。常常有同学在课堂上睡觉或是心不在焉。在遭遇了一连串的挫败之后我不得不停下来对自己的整个教学进行一番审视。在向周围一些老教师请教以及走访了很多学生之后，我终于明白，我的课堂之所以“费力不出好”，缺乏生动，难以出彩，那是因为我的视野不够开阔，我的知识储备不够大，我读的书不够多。
    找到原因后，我开始补课。于是我找来了许多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仔细研读。一字一句地读，遇到富有启发性的段落，我就干脆抄下来。说实话，当时我读的很苦。毕竟读书比不上看电视、听歌、打麻将那般轻松、舒服，尤其是当你在读洛克等人以及前苏联的几位教育家的作品时。通过阅读，我的思想慢慢地变的清晰起来。我开始采用比较的方法将不同的著作观点进行对比分析。最终，我将研究重点落在了杜威和陶行知两位身上。我个人以为，杜威和陶行知的思想恰恰代表了中西方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别。尽管目前，教育界和学术界关于他们二人的研究很多，但真正能触及灵魂或者说真正能理解他们思想中深邃一面的人并不多，陶行知尤其如此。另外，我还十分关注当代人对于教育的理解和反思。朱小蔓、朱永新、李镇西、肖川、杨东平、薛涌、魏书生等人的教育随笔我是常看的。我常常把他们的一些观点带到课堂和同学们一起探讨。我自己也先后写下了《追寻大学的本原》、《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等多篇文章。其中有两篇还被中国教育教学研究会评为优秀教学论文。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我的胃口越来越大。我的阅读范围早已超出教育学范畴。哲学、文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宗教学甚至物理学我都曾涉猎。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 “杂食动物”，我甚至读了许多“无用之书”。除了阅读书籍外，我还订阅了许多报刊，《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教师博览》、《教师之友》等等，每天翻阅这些报刊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
    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大量的阅读，使得我不但能居高临下、“一览众山”，而且能辨别真伪、自成学说。在课堂上我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口吐莲花、仪态大方。讲课时我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对于同一个问题我可以从教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进行阐述。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而且拓展了他们的思维方法。学生们反映我的课堂信息量大，活泼灵动，但深刻受用。每当我讲到精彩处，他们总会报以热烈掌声。越来越多的同学喜欢上我的课。以至于不少英语专业的学生都跑来串课。周围同事常常抱怨说，上一天课下来，骨头都快散了架。而我却觉得很轻松。当你把教学当成是一门艺术的时候，上课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了。
    然而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过阅读我有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爱因斯坦说过，什么是教育？所谓教育，就是等到有一天你离开学校以后把所学知识统统忘光以后还剩下的那部分东西。同样，叶圣陶先生也说过：坏的老师教知识，好的老师教方法。教，是为了不教。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一直把学生当作是“容器”，而没有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我以为，一切的教育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教育，那就是，学生的自我教育。教师的使命不在于传授了多少知识，而在于是否唤醒了受教育主体。基于此，我常常采取保护教育、尊重教育、激励教育。基于此，我提出了“开放型教学、研究性学习”的思路。我反复地向学生说明一个道理，不要对大学抱有太大的期望。大学不能保证你将来就一定会吃所学专业那碗饭。大学教给你的只是一种眼光，一种思维，一种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和方法。一流大学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学生从自身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于他从课堂上学到的东西。  同样，我也常常告诫我的学生，一定要好好读书。读书比单纯的学习更重要。学习是为了知识，而读书却是为了整个一生。